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共识网：5月29日，由日本笹川财团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与共识网举办的“中国的现状与未来——青年学者对话演讲”在日本财团举行。由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中国青年学者，分别就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与在座的日本听众进行交流。四位学者分别是：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武汉大学博士刘仲敬。所涉议题包括：一路一带、中国的反腐与经济增长、世界体系和中国系统的融合与冲突等。以下为聂辉华教授的演讲稿，6月29日修改。

首先声明，我并不是专门研究宏观经济的，所以关于宏观经济的很多比较专业的话题我可能不太适合回答。我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所以我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

我今天的演讲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我会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各省经济增长的前景，总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呈什么样的趋势。第二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这样的趋势，这三个方面包括反腐败、劳动成本和环保压力，最后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展望。

第一幅图是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前景。这个图展示的是201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实际GDP增长率。中国有31个省区，横轴表示这31个省区，由于字体大小的问题，图1只显示了一半的省区，但是每个省区都是挨着的。纵轴表示的是各省实际GDP的增长率。从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出来，2011-2015年，2015年因为没有过完，我只算了第一季度，这是每一年每个省份的平均GDP增长率。大家可以清楚看到最上面的是2011年实际GDP增长率，所有省份2011年增长率都比2012年高，2012年比2013年高，2013年比2014年高，2014年又比2015年高。在2011年的时候有两个省份最高的增长率是16%，2015年第一季度，增长最低的省份只有2.5%，差别相当大。在2014年全年的GDP增长率中有一个省份最低的是4.9%，那个4.9%的省份和2015年2.5%的省份是同一个省份，叫做山西。这个增长率最低的省份与后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关。这个说明什么呢？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各省GDP增长率是在很明显下滑的，当然既然各省的增长率是下滑的，中国整体增长率也是下滑的。大家比较关心这个下滑到什么时候为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所有过去的政策或者经济方针都可能不会被持续，意味着我们对增长的理解和预测可能会非常困难。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我提醒大家关注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各个省的省政府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数据。在每一年，每个省的省长要做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会提出一个本省本年的GDP增长率，我们称之为本省的目标GDP增长率。这个指标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各个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要对本省的经济增长负责，经济学家研究已经发现，各个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的GDP的增长率与他的政治晋升速度是呈正相关的，这说明GDP的增长率至关重要，所以要关注GDP增长率。但是各省省长不可能自己去发展经济，他需要通过地、市、县的政府来做，所以他会把目标分解下去。什么时候分解目标呢？往往是在年底或者年初的省人代会上。这就意味着如果他要实现一个年底的高GDP增长率，就要在年初的时候把这个目标定得更高，这样才能分解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层层加码，马到成功”，当然这里不可避免有一些水分。

所以，如果各个省一开始把自己的目标增长率定得比较高，他才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增长率。反之，如果各个省在一开始把自己的目标增长率定得比较低，就意味着他基本上连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各个省的省长或者省委书记们对于地方的经济增长是非常熟悉的，我相信比任何经济学家都了解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就看各个省的目标增长率，也就是他在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GDP的增长率，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用这个指标来观察中国GDP的增长趋势。

图2是2013-2014年各省的目标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GDP1是目标增长率，GDP2是实际增长率。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每一个省，相对于2013年来说，2014年都调低了它的目标增长率。即便调低了目标增长率，我们发现实际GDP增长率也仍然低于目标GDP增长率。这说明两个事实：第一，每一个省都相对来说比较悲观了，他觉得不太可能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了。第二，事实也证明连比较低的预期增长率也不能实现了。我说这个比较低是相对于2011、2012年而言的。这就说明中国的低速增长，或者说7%左右的增长率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说这个目标不是很容易实现的，GDP的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

大家可能会问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了GDP增长率在过去五年逐渐下滑呢？我相信影响GDP增长或者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不可能全部分析出来，因此我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三个解读的方向：

    第一，反腐败力度。我想大家也知道，2012年底也就是党的十八大结束之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这个运动力度是相当空前的，范围也是相当广的。这个图展示了2003-2014年十二年间各省每年被抓的副厅级以上的官员数量。副厅级一般算比较高级的干部，我这里只统计了副厅级以上，因为它的数据比较真实可靠。在2012年之前，每年被抓的副厅级官员的数量其实是很小的，但是在2012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直接跳到了很高的位置。根据最新数据来看，从十八大闭幕以来也就是2012年底到现在，光是各省加上中央的副省级以上被抓的干部就达到了100名，他们俗称“老虎”，副国级以上的官员称之为“大老虎”，就是很大的贪官的意思。

从政治上讲反腐败当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讨论经济问题的话，不可避免地要讨论这样一个政策是否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所以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我把各省的GDP增长率和每一个省被抓的副厅级以上的官员的数量做了一个简单的二维散点图，这是经济学家常用的统计手段。横轴表示的是反腐败力度，我怎么衡量反腐败力度呢？我用各个省被抓的副厅级以上的官员数量来衡量反腐败力度。如果一个省抓的副厅级以上贪官越多，说明这个省在反腐败方面做得越好或者说反腐败努力越高。纵轴表示的是各省GDP增长率。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反腐败努力和经济增长率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个省如果抓的贪污腐败的官员越多，这个省的GDP增长率就越慢。我要说的是，这里只是一个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然而，我的经济学同行做过更细致的研究，他们使用2013年的月度数据，分析的单位是中国300个地级市，发现他们得到的结论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确实看到了反腐败对于GDP的增长率造成了短期的冲击。当然我们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们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存在。

第二个视角是最低工资。我把各个省2011-2015年这五年最低工资作为横轴，纵轴还是GDP增长率，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二维散点图。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如果一个省的最低工资越高，意味着它的工资成本越高；工资成本越高，意味着它的GDP增长率也越慢。

大家可能会问，中国的最低工资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中国的最低工资不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是由各个省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制定的。以上海为例，上海2015年最低工资每个月2200元，加上五险一金（约占工资的40-50%），单位需要承担大约3300元。美国刚刚宣布了最低小时工资率是10美金，相当于1760美元一个月，换算成人民币是大约1万块钱。也就是说，上海的最低工资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问题是，2014年上海的人均GDP（按全市常住人口计算约11000美元）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美国人均GDP约为54000美元）。这意味着，上海的相对工资成本超过了美国。退一步讲，即便中国城市的相对最低工资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处于一个水平，但由于它们在创新能力上并不处于一个水平，因此会导致中国企业丧失了比较优势，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并无其它方面的优势，这会最终导致其竞争力弱于发达国家的企业。

第三个视角是环境保护问题，这也是全世界人都比较关心的中国问题，因为环境保护问题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个国际问题，有很明显的外部性。我做了两个图，第一个图是节能和GDP增长率的关系，所谓的节能是指能源消耗的减少，体现的是能源效率。后面还有一个排放的图。这个图我只有一年的数据，我发现一个不是特别明显的趋势，如果一个地方节约的能源越多，或者说它的环境保护压力越大，它的GDP增长率也是越慢的。但是第二个图相对来说更明显，减排，这里主要是叫一氧化氮，是一种有毒物质，如果以减排的数量来衡量环境保护压力，也就是说如果减排越多，说明环境保护压力越大，也说明它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越多，或者说环境保护成本越高，它和各省的GDP增长率也是负相关的，说明如果一个省面临的环境保护压力越大，它的GDP增长率也是越慢的。

这是我们说的几个事实，接下来我做一些解释和总结。首先简单总结一下，前面的图说明什么呢？中国GDP增长率存在着明显的下行趋势，这个趋势肯定要持续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改革、不创新的话，就很难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或者说不会有新的红利出现。我要稍微解释一下的是第二个问题，大家会问为什么反腐败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的冲击。我并不是反对反腐败，我相信反腐败在长期来说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会创造一个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但是中国有特殊情况，有两点原因使得腐败和增长的关系比较复杂。第一，中国的很多官员的名义工资很低，可是他的权力很大，如果没有腐败，那些官员就没有动力去做事。我相信这个意义上腐败可以认为是一种发展型腐败或者提供了额外的激励，这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好的制度。其次，中国存在很多无效率的管制，如果你不绕开这些管制就没有办法做生意，可是你要绕开这些管制，就意味着你要行贿。在这个意义上腐败可以帮助民营企业绕开管制，这样多少还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说腐败是次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中国是更加腐败了，可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很高，不是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种高腐败和高增长率并存的现象，东亚很多国家尤其在一些转型时期的国家，比如韩国高速发展时期，马来西亚、泰国也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所以我想说的是，政府要反腐败可以，但是政府必须在反腐败和稳增长之间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它不能光顾着去反腐败而不顾经济增长，它必须在短期和长期之间有一个好的平衡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负责经济增长的人和负责反腐败的人不是一个人，这是两个人，而这两个人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这取决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权力结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反腐败的方式必须改革，如果要让反腐败长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好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反腐败本身要制度化、法治化、透明化，另一方面就是去除各种无效率的政府管制。我做过经济学研究，用数据证明了：如果只反腐败但是不去除那些无效率的管制，还不如不反腐败，因为民营企业没有办法通过腐败来制造次优的经济增长；所以如果要反腐败就一定要去除管制，只有双管齐下，反腐败才会对经济增长有比较正面的作用。

刚才谈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保护压力，这也是所有大国面临的共同压力，一个国家当它的收入提高的时候尤其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普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主要优势是劳动成本比较低，这是它保持制造业优势的核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就必须想办法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而不只是在节约劳动成本上下功夫。但是技术创新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要保护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保护企业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我觉得中国要谈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加强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是保护产权和契约实施。这是所有经济学家认为的共同的规律，但是政府目前对这个重视仍然不够高，我们可以看到满街都是山寨版，创新的企业仍然比较少。

第二个问题是要建立比较正常的政企关系。政府和企业要有平等的契约关系，他们能够对话，都是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下处理彼此的关系，这点更难做到。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亚洲首富、大连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先生公开发表谈话，说在中国搞政企关系是一门比博士后还高的学问。如果连亚洲首富都认为建立一种正常的政企关系那么困难，那么我们怎么奢望那些中小企业主有办法去建立正常的政企关系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继续扩大开放，尤其是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的开放。一个创新的环境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然而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与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又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在促进创新和维护威权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提问（一）：聂老师提出，经济增长和反腐败之间的相关关系成了反的趋势，很有意思。目前好像反腐败运动本身和经济发展是脱钩的，是分开的，是两回事，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提问（二）：目前的反腐运动是非常剧烈的，但是却阻碍了经济发展，反腐是否能找到一个适中的点，实现经济“软着陆”，这是否可行？

提问（三）：对于中国来说，反腐败这场运动对于国家来说到底是好的，或者对中国国民来说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们根本看不出来。还请聂老师再进一步讲讲。

提问（四）：反腐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沉默的抵抗。一些地方干脆不干事了。针对这种现象，未来习近平可能会制定新的法律来改善目前的沉默的抵抗吗？　　

聂：第一位先生和第二位先生的提问有点接近，大家关注的是反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长期来看，反腐败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这一点没有什么质疑，大家有争议的地方在于短期内反腐败和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关系。

目前的几百篇研究论文表明，反腐败和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关系是非常混合的，既有在短期内反腐败促进增长的，也有拖累增长的。从中国的情况而言，我要说的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在刚刚我说的前提下，目前来看，反腐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事实。

　　大家关心的是怎么让它变成一个好的事情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看你用什么方法来反腐败，如果我们在反腐败的时候更讲法治，更透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反腐败的时候，把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去除掉。这两个方面结合的话，我相信反腐败在短期内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没有问题的。刚才第二位先生担心我们有没有办法进行软着陆，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我相信也是中纪委比较担心的，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们查处副部级以上领导人的速度明显慢了很多，在过去三个月里只有一位副部级领导人被查处了。这跟公众被提高的心理预期是矛盾的。从最近的新闻可以看出，其实中纪委已经在放慢打虎的速度了。

　　我认为，一个既能够让政府有序地反腐败，又是政治正确的一个好的办法是，重点打击十八大以来的新案件。换句话说应该重点查处新的增量腐败，可以放缓对存量腐败的处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大赦”。我相信如果是用这种策略，是有办法软着陆的，没有问题的。

　　提第三个问题的先生，他的意思我大概明白，就是我们不能单从经济效果上考虑反腐败，这个我承认。但我是经济学者，所以我只提供我看问题的角度，这个角度不代表全部正确的角度。你可以从国家伦理的角度，可以从提高道德水平的角度，可以从净化社会风气的角度来谈反腐败的正面作用，我都同意，没有问题的。我只是就这个问题谈它对经济的影响，我想我们的观点是互补的。

第四个问题也是反腐败带来的负面效果。很多地方官员现在宁肯不做事也要不出事，只要我不做事了，我一定不会出事，我就算挨批评也没有关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制度没有提供一个正常的激励。如果有正常的激励的话，你合法地做事自然会获得回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官员的激励体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也说明中国的很多法律不是那么完善。我要特别指出这点，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不是你给钱就能让人干活，因为在中国很多政策介于违法和不违法之间，所以你才会不干事，因为你怕犯错误。这些介于违法和不违法之间的行为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当做违法行为去举报，如果碰到这种事情，就算再提高工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当然，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政府最近已经至少两次连续提高工资，每次提高的幅度在8%-10%，这是正确的做法。要反腐败，我们不能只给大棒不给胡萝卜，提高工资就是给胡萝卜。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减少管制以及让更多的法律变得清晰，减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腐败往往根源于权力太任意了，你没有办法监督的。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就干三件事：开会、接电话、学文件。不干任何具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项目政府可以多批点也可以少批点，可以快批点也可以慢批点，这都不违法，为什么它不违法呢?因为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这个事情应该多少时间内办完它，这就是因为留给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改进很难解决懒政、怠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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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其观点仅代表个人学术研究，不代表所在单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