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聂辉华 > 聂辉华: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聂辉华: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作者简介:聂辉华系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全文请见:洪银兴、彭文生、聂辉华、赵鹏、李青:“资本的特性、行为规律与发展规范”,《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4期,第9~29页.

 

一、资本的定义

维基百科关于资本(Capital)的定义是“Durable Produced Goods Used as Productive Inputs for Further Production”。这说明资本其实是一种生产要素,一般来说是耐用品,也就是过去讲的土地、机器、厂房等。资本是一种广泛的生产手段,古今中外都要使用。既然资本是古今中外都要使用的生产要素,那么对它的态度应该平和、理性,把它当作一个科学的问题来讨论。

我们讨论资本的属性,是指资本具有的相对特征和性质,隐含的意思是跟劳动对比。也就是说,有些属性是资本有、劳动没有的,所以两者存在差异,有利益分歧,以至于出现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讨论资本的属性时,必须联系劳动的属性。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所谓数字经济,是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催生的新经济形态,通常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面临新问题,处于新的经济形态,需要客观、准确和全面认识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不能静态地、狭隘地看待资本的角色。时代在变,资本的特性也在变,因此需要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二、资本的传统属性

第一,生产属性。资本首先是一种生产要素,通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资本可以转化为商品。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归纳了相对于劳动,资本所具有的特点:①资本可以自由买卖,这是合法交易,而劳动力是不能自由买卖的;②资本可以无限积累,一个人可以富可敌国,但一个人不可能拥有一个国家的人口;③资本可以永不停息地生产,但人不可能有分身之术,一天只有24个小时。

正因为资本具有劳动所没有的特性,所以资本带来的收益超过劳动,导致资本收入分配超过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加大收入差距。皮凯蒂认为过去300年全球总体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而资本的收益本来就比劳动多,所以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要降低贫富差距,首先要理解资本的属性。资本的生产属性是自身特点导致的,而不是由于人为赋予的制度化特征。

第二,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资本的社会属性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我想补充的是,资本的社会属性不仅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也受当下社会制度的影响。

制度会对资本起到规制作用,否则就很难解释同样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比较小(如北欧),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比较大。因此,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之外,资本的属性也受制度的影响,比如对资本的规制、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不能把资本简单地分为社会主义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还要考虑具体的社会制度,否则会影响对资本属性的全面认识。

相对于劳动,稀缺的资本拥有更大的谈判力(可能导致资本雇佣劳动)。这种谈判力可能会带来资本的收益更高,劳动者收益更少。很多人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反映了资本至上或资本雇佣劳动的理论。我必须负责任地指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没有一个理论敢说它一定会得出资本雇佣劳动。以产权理论为例,经典的GHM模型的主要含义是,“投资更重要的一方应该拥有所有权”;后来的理论拓展又发现,即便一个人对投资不重要,但如果其对物品的评价更重要,他也有可能成为所有者。换句话说,经典的产权理论从来没有推出一个简单结论,比如资本一定雇佣劳动。纯粹的学术研究并没有类似的极端观点。

 

三、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新属性

第一,科技属性。过去理解的资本就是财主、地主,后来是拥有工业机器和厂房的企业主。但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本身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不再是单纯的货币或厂房。它与教育科研相伴生,会产生比工业经济时代更高的产品附加值。这说明,资本能够促进生产力,而且促进的方式比过去更强大。过去是得资本者得天下,现在可能是得科技者得资本。当提及所谓驯服资本时,首先要想到有没有提高自己的科技含量,提高科技属性才能驯服资本。

第二,国际属性。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可以非常便捷地通过产品穿越国界,将“赢者通吃”发挥到极致。资本的国际化这一行为特征,将给主权国家带来新的挑战。在元宇宙里,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规则制定权,向来自不同国家的玩家进行意识形态、法律法规和道德文化的渗透。主权国家不仅要在现实世界维护权力版图,还要在虚拟世界争夺权力版图。

 

四、如何给资本设置“红绿灯”

首先,不管什么样的“红绿灯”,规则要简化,标准要统一。

其次,中国政府每隔一两年就会颁布新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经对国内外资本有较为明确的规制。如果需要额外设置“红绿灯”,应阐明原因和法理,以避免双标问题。

最后,如果要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关键在于怎么在政策上定义资本,说明法律依据,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制定新规则方面应尽可能慎重,规则要尽可能明确。

 

五、如何利用资本促进共同富裕

在资本传统属性和新属性的认识下,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才能更好地利用资本促进共同富裕。

第一,正确处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单纯强调分蛋糕的思维,就会把资本和劳动看成对立面,这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既然资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性的,那么只要有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就能够让资本更好地为生产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做大蛋糕。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配蛋糕时应该尽可能遵循帕累托改进的原则,这种分配结果就是没有输家的效率改善,同时兼顾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第二,正确处理发展和规范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发展中不断规范,边发展边规范。一开始就想规范可能就没有发展了,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致命的。而且现在也有共识,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数字经济是中国最有希望跟美国竞争的产业,别的领域相对来说没有数字经济的优势这么明显,一定要善待自己的产业。我主张对于数字经济产业和资本,应该看到有利方面,强调发展为主,兼顾规范。此外,不能说一个人钻了空子就是违法。要做的不是防止钻空子,而是完善法规,逐渐减少法律漏洞,促进立法动态完善。

第三,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现在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要发挥更好的作用,关键是如何界定两者的边界。经济学认为,技术越前沿,市场越复杂,信息越不对称,那么越是应该分权,越是应该相信市场。当下数字经济产业的情况基本符合以上特征。资本的确会带来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短期的问题还是长期的问题?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还是世界普遍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四,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非公有制经济为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这说明,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工商界人士担心的是,学者没有在理论上讲清楚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导致缺少政策确定性,没有长远预期。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很难回答怎么规制资本。理论界现在亟须突破的就是讲清楚非公有制经济中资本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正确处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从国内市场看,有些资本的确够强,可能是垄断的;但从国际市场上看,则未必如此。如果想让中华民族尽快复兴,不能只有GDP总量,还得有一批优质企业、世界级企业,向外输出资本、传播文化,甚至要输出规则和标准。数字经济的很多企业巨头本身具有这种优势,它们作为非政府主体,能够配合国家政策、实现国家战略,做成政府本身不容易做的事情。如果只看到国内市场,那么企业就很难走出去,很难实现更为宏大的星辰大海般的目标。

 

(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请前往知网下载全文)

 



推荐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