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按】2020年的这个春节,对于很多人、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次难熬的困境。面对疫情肆虐,除了谨慎和卫生,我们更需要达观的心态。在达观方面,我最佩服苏东坡。特与大家分享我去年此时写的一篇长篇读后感《顺境更要读东坡》。也许,此时此刻,题目改为《逆境更要读东坡》更加合适。——聂辉华 2020年1月26日于北京
 
《苏东坡传》读后感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羡慕李白,最佩服苏东坡,最向往张居正。李白是诗仙,气质天成,浪漫无边;张居正是宰相,几乎以一人之力为明朝延续了50年的寿命(黄仁宇语)。与很多文坛领袖们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人生境遇不同,苏东坡(苏轼)命运多舛,三起三落,荣辱交加。对于苏东坡(公元1036-1101年)来说,如果从他25岁(1061年)担任凤翔判官开始计算他的仕途,那么在他36年的官宦生涯中,除去3年守孝,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和儋州等地的时间长达13年,占据实际官宦生涯的40%。想象一下,如果一年360当中我们有140天都处于倒霉期,或者一个星期中有三天处于倒霉期,那该是多么令人绝望的日子?
 
很多人非常欣赏苏东坡那些快意人生的佳句,例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却未必知道这些风流潇洒背后需要承受多少刻骨铭心的痛苦。真正的修炼,不是在风平浪静时闲庭信步,而是在逆境之中坚忍乐观。我们大多数人也许生活风平浪静,对于少数社会精英来说甚至是一马平川,很少遭受严重的挫折,总是顺境多逆境少。然而,越是处于顺境,越要阅读苏东坡。因为从顺境到逆境的人生,往往是断崖式的下跌,而且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很少有人能够挺过去。但我们无法预知逆境何时到来,因此需要在顺境时就做好遭遇逆境时的各项准备。“居安思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奉劝各位朋友,无论你眼下处于顺境,还是困于逆境,都要学习苏东坡。
 
 
苏东坡之所以最令人佩服,是因为他在三个方面的杰出表现。第一,多才多艺。他绝对是一个天才,几乎是一个全才。著名当代文学家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英文题目就是《The Gay Genius》(这个天才的家伙)。他在原书序言中是这样概括苏东坡的一生的:“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在唐宋时期,优秀的诗人、词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是灿若星河,但是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均独步天下者,可以说寥寥无几,更不必说这个天才的诗人还是一个美食家。他的诗朗朗上口,往往老少皆宜,而且带有深刻的哲理。例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他的词视野广阔,主题丰富,带领当时的宋词走出了青楼,走进了社会。他的散文既气势如虹,又行如流水。他的行书和楷书自成一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在绘画方面,他开创了墨竹和文人画的先河,成为中国南派画的始祖之一。更令人称绝的是,直到今天,他创造的菜品东坡羹、东坡肉(肘子)、东坡鱼脍炙人口,而且还有一家著名的餐馆叫“眉州东坡”。
 
 
第二,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疾风知劲草,动荡见忠臣”。在和平时期做一个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人是容易的,但是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光明磊落、坚持己见、为民请命则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不仅是丢官,有时甚至会丢命。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以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身份开始推行“新政”。林语堂本人可能是太偏爱苏东坡了,不仅认为王安石文学成就一般,而且认为王安石的“国家资本主义”新政简直是“天怒人怨”。按林语堂的说法,王安石变法从此开启了北宋此后几十年的党争,一派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通变派”,另一派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流俗派”。很快,王安石就大刀阔斧地在政府各部门排除异己,尤其是是清理御史台。两年之内,被王安石以反对新政名义清除的御史达到了十四人。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反对派大部分被贬职、革职或流放。例如,前宰相韩琦被迫辞去河北安抚使职务,只保留大名府知府;前宰相富弼被降为博州太守,又因推行青苗贷款不力而被降为县太守;知制诰司马光自请外放,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御史中丞吕晦被革职;知谏院范镇被迫辞职;原参知政事、太子少师欧阳修主动辞职。他倒没有把人整死,这一点不像后来的宰相章惇。不过,林语堂也承认,王安石在私德上无可指摘。他认为,拗相公王安石的悲剧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贪污腐败,他也是迫不得已。但林语堂振聋发聩地指出,“凡有极权主义提出以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
 
新政开始时,苏东坡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职虽小,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开始冉冉上升,政治前途不可限量。他不仅没有阿谀奉承、顺杠上爬,反而敢于仗义执言,认为新政中的青苗法危害极大,会导致官府强行摊销贷款,犹如今天强摊政府公债。他三次上书神宗皇帝(包括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结果被王安石找了一个理由(在乡试考题中讽刺新政)将其罢职,本应贬职为某县通判,但神宗皇帝坚持将其改任杭州通判(相当于主管监察事务的副知州)。这是苏东坡第一次被贬。尽管被贬,他依然诗情大发,并且巧妙地诗词中针砭时弊,批评新政,这给他带来了持续的灾祸。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他被调任湖州太守,按例上表谢恩。但是,在谢恩表中他提到了“难以追陪新进”一句,结果被御史认为是讽刺推行新政的人,遭到御史台弹劾。之后,与他作对的御史中丞李定从他的诗词中找到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包括讽刺新政、毁谤朝廷、对皇帝不忠等严重的罪名,要求将其斩首,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看来,中国人搞文字狱是有悠久传统的,跟当代的“极左”思潮在手段上是类似的,主要就是“因言获罪”。苏东坡被迫为自己涉案的100多首诗词做出解释,最终还是牵涉到39人受罪,其中三人被撤职、流放和降职,司马光、范镇和苏东坡的18个朋友均被罚红铜二十斤。苏东坡被捕入狱四个多月,最后在旧年除夕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团练副使,相当于县武装部副部长。
 
北宋从1069年王安石变法到1101年苏东坡逝世,三十年里换了神宗、哲宗、徽宗三个皇帝,中间还有三个有影响力的太后。每一次最高权力转移,都是一次“新党”和“旧党”的权力轮换,就象翻烧饼一样,而苏东坡的命运也象烧饼一样忽上忽下,在生死之间轮回。神宗推行新政,宋东坡作为反对派被贬职,在他入狱受审时仁宗的皇后、神宗的祖母救了他的命;哲宗幼年即位,英宗的皇后、哲宗的祖母高太后摄政,他从贬职变为重用,一度担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后主动外放担任定州太守;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再度重用新党,他二度被贬,从定州太守被流放到广东大庾岭以南(岭南)的英州太守,途中圣旨又将其贬为惠州司马,刚到九江时圣旨又将其降低官阶,最后又将其贬为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徽宗继位后,太后摄政(神宗的皇后),旧党受重用,苏东坡被召回重用,先后担任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再任朝奉郎,第二年于北归途中在常州逝世,享年64岁。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不仅在逆境时仗义执言,抨击时弊,而且在顺境时光明磊落,不对政敌打击报复。而且,他绝不“因人废政”,在高太后摄政后,司马光任宰相,将新政完全推倒。但是他反而要求保留新政中有价值的“募役法”(类似于雇佣兵制度),为此与司马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司马光去世后,苏东坡如果看重权力,以他当时的声望,宰相之位唾手可得。但他居然再次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决心以实干家的面目回应朝廷非议。
 
 
第三,豁达乐观。这恐怕是人们最钦佩的苏东坡精神了。他生来直抒胸臆,面对不平如同吃了苍蝇,不吐不快,尽管为此付出了几乎是生命的代价。苏东坡在仕途上三起三落,但即便身处逆境,他也能乐观开朗,怡然自足,绝不怨天尤人,绝不满腹牢骚。在湖州担任太守时,面对京城赶来的逮捕判官,全家人抱头痛哭,他居然还能吟诵一首打油诗来开玩笑,其中有句“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他自认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正是他受到贬谪的地方,然而他不仅在这三个地方写出了人生最重要的诗词篇章,而且在当地自力更生,同时以务实的态度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例如,贬谪黄州第二年,他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里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豪情满怀的绝句;第三年,他写下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他在黄州开辟了一处农场,在东坡上的田地里耕种,因此自号“东坡居士”。他不仅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还利用当地的食材发明了“东坡肉”、“东坡羹”等美食。他向武昌太守求助,在当地设立救儿会,力图改变当地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贬谪惠州时,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这样脍炙人口的名句。他仍然在当地自建楼房,可惜两个月后又被迫迁移。他写信给临近的广州太守,建议他模仿自己在杭州时建立的公立医院。贬谪儋州时,他已经62岁了,生死未卜。因为在当时,当地瘴气和疟疾遍布,加上食物和药材短缺,发配岭南就是最严重的流放(穿过大庾岭北归时,苏东坡的六个仆人死于瘟疫),而发配海南基本上跟判死刑没有区别。他写下了“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被酒独醒》)这样绝处寻乐的佳句,并继续撰写《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他教当地人打水井和采草药。总之,苏东坡到了哪里,就在哪里安定下来,就把诗歌带到哪里,就把快乐带到哪里,就把善行带到哪里。一个人在逆境之中还能救助他人,这是一种怎样高尚而坚强的人格?
 
苏东坡不是每时每刻都充满乐观,他有时也非常消极。牵涉“乌台诗案”时,在从湖州押送首都(开封)的路上,苏东坡曾想跳水自尽,但最终觉得不能丢下亲人朋友不顾。很多人知道他在中秋节作的《水调歌头》,充满空灵和飘逸,但是不知道他在中秋节也写过悲凉的诗句。贬谪黄州的第一个中秋节,他写了一首《西江月》,第一句就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何等凄惨!可见,伟人并非时刻都是伟人,伟人需要常人衬托方能显其高大。
 
 
显然,我们不可能在诗词书画方面比肩苏东坡,更不可能成为苏东坡那样的全才。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如此。那么,我们能不能成为苏东坡那样豁达乐观的人?我的回答是,可以,但是需要德才兼备。苏东坡身处逆境仍然乐观开朗,这固然跟他强大的意志有关系,但意志不是空洞的,也不是独立的,而是跟德才紧密相关。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在官场失势,贬谪偏远地区,如果不是因为他具有杰出的才华以及高尚的品德,哪里会有地方长官冒着丢失官帽的风险对他施以援手?不管是在黄州、惠州还是儋州,当地的太守都仰慕其才华与人品,而成为其亲密朋友,他们为苏东坡提供官舍,隔三差五请他吃饭,而且还派自己的厨子上门给他做饭。其中雷州太守、儋州太守因此而被罢官。
 
苏东坡排遣烦恼的主要办法,第一是与朋友喝酒聊天,或者游山玩水;第二是创作诗词文章,以成就安慰自我;第三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与民同乐。因此,如果一个人有才无德,那么在逆境之中将没有朋友,而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不可能在逆境时能够怡然自得、心情开朗。如果一个人有德无才,无法建功立业,也就不可能有很高的道德声望,同样会失道寡助。唯有德才兼备,外有朋友相助,内有才华支撑,方能在逆境之中坚韧不拔。当然,钱财也很重要。但是,逆境之中能够保全钱财的文人,又有几个?千金散尽不复来,唯有文章留其名。
 
 
为了写一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参考了123本(篇)文献,并一一列举在书的末尾。可见,林语堂实在是下了硬功夫。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学功底,没有细致入微的文献考据或者实地调查,绝对不可能将苏东坡的人生起伏、北宋的党争格局、苏杭的风土人情写得如此栩栩如生,仿佛身临其境。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者学习。现在很多年轻人写经济学论文,不过是拿了一堆数据跑一堆回归,然后挑几个显著的结果,编成一个自己也不信的故事四处兜售,既不用实地调研,也不用查阅浩繁的文献,但是这样的研究究竟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呢?
 
钦佩归钦佩,我也必须怀疑,林语堂的传记有着明显的偏见或立场。大凡研究一个人,就容易喜欢一个人,以至于讨厌对立面的人。林语堂作为传记作者,似乎并未跳出这一窠臼。第一,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过于刻薄。首先,在本书中,他几乎没有正面承认过王安石重要的文学成就,反而花了一页纸的篇幅对他的词源学大为讽刺。可是,别忘了,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是属于和苏东坡同一个档次的天才。其次,对王安石变法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这个立场跟司马光一样。但至少连苏东坡都认为,募役法应该予以肯定。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王安石传》(即《王荆公》)中对变法持完全的肯定态度,认为变法实际上大部分都成功了。诚然,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高度同情历史上的变法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自己推崇变法就将变法之人和变法全盘肯定,却也不是公允持正的立场。第二,对新党人士的评价过于苛刻。例如对待宰相章惇,完全是负面评价。实际上,章惇性格豪爽,从不为自己家族谋求私利,敢于反对轻浮的赵佶(宋徽宗)继位,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刚正不阿。此外,林语堂似乎夸大了王安石对反对派的打击。例如,司马光从门下省任职知制诰,这是很高的位置,一般是宰相的预备队,并非遭遇贬职。苏东坡第一次贬职,从奏院监官转任某县通判(后由皇帝改授杭州通判),并非严重的处罚。现在不清楚当时两个职务的品级,但我相信相差不大。第三,对传主的评价不够全面。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纵使苏东坡天纵英才,也有缺点,甚至也有失误,但是全书对此完全不提,也使后人无法从苏东坡身上吸取教训。
话题:



0

推荐

聂辉华

聂辉华

606篇文章 78天前更新

江西省崇仁县人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科研处副处长。 聂辉华官方网站:白鲨在线(www.niehuihua.com);E-mail:niehuihua@vip.163.com;微信公众号聂氏政经评论(ruc_nie)。 【媒体转载本人博客文章,必须获得本人授权!】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