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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经济学分析

一、为什么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

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理解时代特征的关键。从经济学角度讲,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稀缺的资源如何在多任务之间配置才能产生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因此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决定了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和政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所以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为什么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呢?

首先,从供给侧来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经不再社会生产落后的国家。根据是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8-2015年中国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高达9.74%,实现了接近30年的中高速增长。对比之下,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这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分别为2.72、2.27、2.17、1.81,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即便在以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首屈一指的,是排名第二的印度(年均GDP增长率为5.97)的近两倍。中国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因此,中国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状况。

其次,从需求侧来看,民众的需求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民众消费从追求数量为主转变为追求品质为主。经济学上判断民众消费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1985-2013年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从52%下降到35%,而医疗保健支出比例却从2.5%上升到12.7%。这一降一升充分说明,民众在消费方面更加追求健康,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此外,很多居民开始从海外购买各种高档用品或奢侈品。根据统计,海外代购价值从2009年的50亿元人民币迅速增长至2014年的1549亿元人民币,增加了大约30倍。这表明民众的偏好开始从低端消费转向中高端消费。(2)民众消费从追求基本的衣食住行到追求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意味着,民众不仅关心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关心环境污染、政府廉洁、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和贫富差距等诸多公共事务。人民网2002-2017年调查了全国两会期间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结果显示,反腐倡廉几乎在所有年份都是民众最关心的三大热点问题之一,社会保障问题在多数年份都是三大热点问题之一,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公平问题也经常排在十大热点问题的前三位。总体上看,民众的需求从过去的满足增长为主转变为现在的满足发展为主,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正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基本满足了民众对物质文化的基本需求,所以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

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前所述,民众的需求从追求数量变为享受品质,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变为健康、环境、民主、法治、公正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十九大报告将这种需求的变化概括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尽管需求侧已经从增长问题变成了发展问题,但是供给侧却未能充分、全面地满足民众的需求。

首先,从民众角度来看,虽然绝对收入总体上增加了,但是民众收入和财产分布并不平衡,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3-2016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图,过去13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贫富差距在逐步减少。但是,基尼系数的绝对值仍然处于高位。2014、2015和2016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67、0.462和0.465。通常来说,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差距较大”,超过0.5则属于“差距悬殊”。与此同时,居民财产分配更不平衡。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李实等人的研究,2002-2010年财产分布非常不平均,其中2010年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高达0.739。在各类财产中,房产占全部财产的比例由2002年的57%上升到2010年的74%。由于房价迅速上涨,房产已经成为居民财产分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地区差距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和财产分化严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反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个比值在1982年是1.82,后来逐步提高到2009年的3.33,近年来有所下降,稳定在3左右。城乡之间的居民财产差距更大。两者的人均财产差距已经由2002年的3.2倍扩大到2010年的6.1倍,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房产升值。

再次,除了地区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地区之间的总体差距也在扩大。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起点低的经济体增长速度会更快,从而富裕的经济体和贫穷的经济体最终会缩小差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例如,2016年,天津人均GDP高居榜首,达到115613元;甘肃排第31名,为27508元。前者是后者的4.2倍。深圳市为157985元,是甘肃省的5.7倍。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了1994-2015年各省份人均GDP的变动趋势,发现了如下结论:(1)中国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区域之间的人均GDP和GDP总量的差距仍然较大,而且有扩大的趋势;(2)四个区域内部各省的人均GDP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差距在扩大。这说明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增长理论预测的条件收敛,甚至也没有出现“俱乐部收敛”。

三、如何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从本质上讲,社会主要矛盾是供求矛盾。要解决旧的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是从一种低水平的供求均衡转换到一种高水平的供求均衡。

第一,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补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抓手,主要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三去一降一补”)。2016和2017年,去产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钢铁和煤炭行业更是如此。如果要让供给侧适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必须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产品品质,加强技术创新力量,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这实际上就是补上企业在品质、创新方面的短板。

第二,鼓励中高端消费,推动企业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除了从供给侧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和技术创新,还需要从需求侧进行推动。当前,民众需求从低端为主转向中高端为主,这种需求升级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红利。一方面,新的需求会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民众对新型电子产品、健身和自驾旅游的消费,会形成新的产业。另一方面,消费升级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例如,民众对家政服务品质要求更高,就会促使家政行业利用互联网技术转型升级。

第三,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区域之间分工协作。为了减少地区差距,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政府曾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开发战略。目前看来,这些战略尚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和“虹吸效应”。下一步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必须考虑地区之间的产品和要素流动,特别是考虑地区之间的互惠双赢,区域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形成新的城市群或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弥合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第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早日实现乡村振兴。考虑到城乡差距是中国最大的差距之一,下一阶段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充分流动,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第五,稳定房价,拓展民众投资渠道。鉴于住房成为居民财产的最主要成分,而房价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急剧的上升,政府应该将稳定房价作为减少居民财产分配不平衡的主要手段。此外,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引导居民将资金投向实业。只有居民实现了投资多元化,才会减少财产性收入对房价的高度依赖,才能减少财产和收入不均等程度。

(本文发表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2期,“十九大笔谈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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