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君按】最近几年，美国接连发生的种族主义冲突、恐怖主义袭击，以及特朗普总统的怪诞政策，这可能会损害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道德优势。其实，这类事件在七八年前就露出了苗头，只是当时很难引起大家注意罢了。我这篇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的社会阶层冲突。——聂辉华 2017年8月18日

 

此文成文于2009年09月25日。

 

晚上吃饭时，我浏览了一下赠送的《波士顿环球报》，发现一则新闻《州长威胁对Hyatt宾馆进行抵制》。大意是，麻省（马萨诸塞州）州长Deval Patrick对Hyatt宾馆解雇了近百名清洁工表示不满，要求其重新雇佣这些人，否则就号召全州的雇员对该宾馆进行联合抵制。而宾馆负责人则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谴责声明，指斥州长不想办法和大家一起创造新的职位，却威胁宾馆现有的雇员。

 

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由企业制度。因此，州长这种公然干预企业雇工的行为在相当保守的麻省是不受上层精英待见的。当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有工作比有理念更重要，因此这些人很可能会在Patrick的连任竞选中支持他。很奇怪，麻省作为英国人登陆北美大陆的第一站，一向自诩为“美国之魂”（The Spirit of America），居然让一个民主党人做了他们的州长。有趣的是，Patrick州长的背景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类似：黑人，哈佛法学院毕业，民主党，律师出身。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私营企业关心效率和利润，而政府关心就业和选民情感。看起来，两者经常有点水火不相容。最低工资立法就集中反映了这种冲突。我在想，是不是存在一种也许两全其美的方案：经济低潮时，降低工资但是不解雇人，等经济繁荣时逐步提高工资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雇佣人数。这样做，经济衰退时，企业的边际成本并没有增加，增加的是企业的固定成本，但是这并未损失效率。等经济好转时，调整边际工资但是将以前多支出的固定工资逐步摊销。这其实是一种动态优化。理论上肯定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工人存在的工资刚性、工会的强硬态度以及政府的承诺可能会导致动态效率无法实现。

 

由于政府、工人和私营企业之间不存在一个有约束力的承诺协议，因此上述方案难以在美国实现。但是却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国有企业。过去，国有企业主张“两个人的活三个人干”，其实就是牺牲效率换取情感和政绩。问题在于，我们将一种临时举措长期化了，因此也就损害长期效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