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很多企业致力于“让市场下沉”，努力开拓县城和乡镇市场，这其实就是一种“内循环”。最近，我在天津举办了一场面对普罗大众的讲座。这次讲座的体验让我觉得，学术界也要躬身入局，让知识下沉。

 

一

 

大约半个月前，著名财税专家、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问我，是否愿意去天津的一家民营书店做一个公开讲座？这家书店叫“天泽书店”，之前陈志武、韦森、许纪霖以及我的人大同事周濂等知名学者都去过了。我慨然允诺。之后，天泽书店的老板卞红女士跟我商量演讲主题。我还是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普罗大众准备演讲，之前虽然给企业家、官员做过不少讲座，但讲座对象是特定的，我大概知道他们的需求和知识结构。但面对不确定的听众，既要讲得有深度和高度，又要通俗易懂，着实不容易。

 

最后，我决定讲讲我独创的“大白鲨经济学”（演讲标题），副标题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当下，国内国际环境都很复杂和微妙，不论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还是中产精英、达官贵人，每个人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已有的历史和经历，以及目前的知识体系，都难以完全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提高风险配置意识，另一方面我们要革新知识体系。大约三年前，我在河北邢台调研时，深刻地感受到，对企业主来说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难题。之后，我开始关注不确定性，并且我的博士生阮睿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不确定性为主题。

 

二

 

10月25日上午，我从北京乘坐高铁前往天津。从北京南站到达天津站，高铁只需要37分钟。不过，我从家里到达北京南站要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从天津站到天泽书店所在的南开区要半个多小时。这说明，虽然城际交通更发达了，但市内交通依然是短板，这是因为铁路枢纽没有象日本那样建在市中心。

 

天泽书店位于南开区士英路的一处公寓楼底层，离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都不远。书店外面看上去很普通，但是一进去就发现里面是个知识的海洋。这里的书以人文社科为主，多数是思想性、启迪性和经典性作品。当下最畅销的教材、儿童书籍和理财指南，在这里完全消失匿迹。换句话说，这里根本不卖“畅销书”！在书店中央的展台上，我一眼就相中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祠堂——中国建筑摄影鼻祖伯施曼作品集》，它是德国建筑学家伯施曼1914年出版的，那个时候保留的很多官方和民间祠堂，今天很可能消失了。因此，这本书简直就是帮助今天的中国人复活一段消失的历史。另一本是《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里面介绍了外宾商店的历史、销售情况以及资金去向，是管窥前苏联特权等级和外汇控制的一个窗口。

在我刚上大学的时代，去书店读书是一件很高尚、很有品味的事情。那时，北京中关村附近有三家著名书店：国林风、风入松和万圣书园，如今恐怕只有最后一家硕果仅存了。我虽然偶尔从京东上买书，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去书店了。在天泽书店逛了一圈，感觉又回到了当年的青葱岁月，回到了那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状态。在一个追求“浅阅读”的手机大屏幕时代，在书店看书已经成为一种绝对的奢侈。其实，天泽根本不是一家卖书挣钱的民营企业，更像是一个分享知识的公益组织。

我很好奇地问书店老板卞红女士，经营书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是租金成本。她知道经营这样一个高品位书店根本不赚钱，因此当初的打算是，大不了亏五年，然后把它关了。每年盘点书店时，她都担心会关门，结果居然一直熬到了今年——第20年！其实，书店已经成为一个由忠实的读者、有情怀的员工共同呵护的共同体。这点特别象日本企业。一旦企业成立了，企业就不再是老板一个人的了，而是员工、客户、供应商以及所属社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事业。因此日本企业很少裁员，这也是日本企业有全球最多“百年老店”的原因之一。

中午，卞老板请我们吃天泽书店厨师自制的包子，号称“天泽包子”。我尝了几口，觉得并不比“狗不理”差。

 

下午，我们离开书店，前往演讲地点，因为这里太小，不可能容纳几百个听众。在离开书店前，我买下了那本《中国祠堂》。我希望，下次再去看各种祠堂和庙宇时，能明白那些建筑背后的宗教与艺术知识。

 

三

 

下午讲座的地方叫“松间书院”，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我们走近了之后，我才发现是一处刚刚建成的楼盘，名字叫“格调-松间”，据说房价大约2.4万元/平方米。经过售楼处，我们走进了一个别致的小院子，这里完全是模仿江南园林的风格，小桥流水淙淙，红花绿树苍苍。穿过像迷宫一样的前庭，我们才发现里面别有天地，举行讲座的大厅藏在庭院深处。“书院”在中国古代是讲学授课的地方，是高雅的知识殿堂。我完全没想到，世俗的房地产开发居然可以和高雅的书院结合起来，这真是奇迹。据说，天泽书店和松间书院的合作历时一年多，非常成功，已经成为当地社区的一个文化品牌了。这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今天的讲座大约有100多位现场听众。因为还处于疫情期间，所以主办方严格限制人数。演讲前，我问主持人讲多久，她说一般讲两个小时，然后留点时间提问。我说自己讲不了那么久，一般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因为担心自己讲太快，所以努力控制语速，结果一个半小时后才发现自己还剩三分之一的内容没有讲。于是，我大量时间都在介绍什么是大白鲨事件，应对大白鲨事件的博弈规则反而讲的比较少。

 

现场的观众都在认真听讲，没有一个人看手机。演讲完毕，有好几个人提问。有的关心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有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政策失误，有的要把不确定性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听卞老板讲，这个地方交通不太方便，多数听众需要开车前来，因此来听讲座的人文化水平并不低。

几年前，我的第一本财经普及图书《跟西游记学创业》刚出版时，某个工作人员曾经跟我联系，希望我去某个社区图书馆做一次讲座，但最后终究没有去。我想，其实今天的中国人同样渴求知识，同样想读书，但以什么方式来满足这种需求，恐怕是知识界和文化界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的知识沉淀在象牙塔里，久而不用，最终废弃，实在可惜。为什么不让知识下沉到民间呢？如果真正的学者都埋首书斋、不问世事，而欺世盗名者大放厥词、口吐莲花，会不会导致一种反智主义的逆向淘汰呢？